和谐共存

 “噪声”是一种不和谐的元素，它往往是对一个完美系统的背叛。这种背叛可以理解为一定范围内的微差。一种较小的错位和偏差在某种程度上比整体性的改变要更具有影响力与革命性。比如一片平整的道路铺地上忽然出现了一块微微翘起的地砖，便会有很多人在那里摔倒；然而当整个道路铺地的每一块都变的起伏不平之后，摔跤的人也许会变的很少。

当建筑用于表达政治权力的时候，这种不和谐元素往往被拒之门外，其空间形式常是统一、和谐并且具有纪念性的。对这一点体现最为明显的是中国城市中心的广场，这些广场拥有着几个特点：一是巨大的尺度下只有在鸟瞰时才能看到的几何形态，以此形成的纪念性通过相比之下渺小的人体现出它的宏伟；二是形态和功能上的贫瘠，虽然叫做市民广场但却罕有市民活动。这两者的结合形成的完形体有着强烈的视觉效果，显示出一种近乎极权主义令人窒息的力量，以一种幻象的方式表达其极权主义的意识。

然而基于现实，假设只有“噪声”的出现才能够保证社会平稳向前发展，那么这些广场的建筑表达是否应该对此做出回应？在这个前提下，作为极具象征性和表率意义的政治性广场，其建筑表达能否可以在满足其政治功能（宏伟的形象和较少发生的仪式性活动）的情况下， 引入一些“噪声”的元素？

本设计是一个以政府为假想业主，对深圳市民中心广场的实验性设计。之所以以深圳为例，是因为这个毗邻香港的城市曾经也将会一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这个600英尺见方的广场背靠强烈符号性的巨构政府大楼，被OMA设计的新极权主义水晶岛环绕。

设计的目标是对该广场进行一种全新的建筑表达定义：在整体上仍旧保留原有的政治意象、满足大规模集会等仪式性活动的功能，使其看上去依然是强大政权统治下的统一形式；而在微观层面的局部却形成一些引导言论的空间。这些空间不是一种暴力的抗议场所，而是通过增加人与人之间实体的接触与信息的交换，对思想和言论进行可控制范围内的“释放与引导”——在本案中，它是一个位于广场下方、火车站和地铁之间的地下通道与跳蚤市场的空间。设计试图通过广场上下空间的关系改变权力建筑本身的自闭性，形成两种空间共存、在此基础上将对对方的感知通过设计达到最小化。

受到“验证码”和Haha景观的启发，设计最大程度上利用了广场的大尺度，通过一系列微妙的在视觉和流线上的小动作引入对于广场表面的扰动。这些扰动正如文初所提的“微差”，在大尺度上很难被察觉，而在人尺度上却能够产生极大的影响。为了探讨究竟多少扰动才能够达到一种平衡的混合，设计进行了一系列的”校准”。

第一系列的扰动是对从“官方视角”和“非官方视角”辩证关系的重新设计：将广场原有的水平平面转变为中心和北侧微微拱起的曲面。这一姿态使得从广场中轴线上的平台、以及官方活动使用最多的区域中无法看到广场远方地面上人的活动，从而避免了两者在视线上的冲突。具有颠覆意义的是：倘若在这个新的广场曲面上进行大型集会或阅兵，将不会呈现出传统广场上鸟瞰到的三维方阵，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视觉体量大幅减小的曲面。

“带有深度的表面”是对于周边具有令人窒息的浓烈政治意象的政府大楼、城市环及其他城市景观，所做出的一种积极的回应。带有深度的区域是一些亲近人尺度的小型“袋口”，随着袋口深度的增加，周边的城市景观逐渐消迹。设计中“袋口”的位置是依据周边环境的重要性进行取点和视线计算后得出的，它代表的是最不容易被曝光的区域（深色）。

为了能够将广场表面的袋口处理有效的布置在人流聚集、通过的地方，第二系列的扰动将各种人流的移动轨迹作为突破口。设计对广场中集会人员、散客、乘客和商贩这四种人流进行了模拟。模拟的目的是在对于广场表面形态上的干扰最小化的同时，将其对广场本身空间的影响最大化。这一模拟对通过颜色深浅标识的平面图片进行深层信息的读取，从而获得进行表面干扰的有效位置。同理为了将人与人之间的实体接触最大化，模拟对于如何决定广场入口的位置与入口个数进行了研究。在建筑形态上将整个广场表面抬起至与人视线齐平的高度，只在入口处与地面接触。

设计以内敛与内省的设计方式探讨了一种新广场的可能性，它通过微妙的变动具有颠覆性的改变了城市景观与天际线，实现了单一政治性广场的表面与若隐若现的潜在噪声空间之间的和谐共存。